一、问题概要
2006年5月14日，协会收到住在关西某大城市的一位中国女士的邮件，相隔两天后又接到了她的电话。该女生咨询的内容大体如下：
女士在国内有婚史，离婚后带着一个孩子生活。一年半前作为日本人配偶来日，基本不懂日语，与丈夫不断争吵。周围几乎没有认识的中国人，没有能听她倾诉的朋友，和日本人又语言不通。这让她倍感孤独。由于不了解日本的生活习惯而四处碰壁。几次和丈夫吵架后离家出走。也有过几次想要自杀的念头。虽然也想过离婚，可是因为把孩子也从中国带了过来，如果离婚自己和孩子都将陷入生活困境。
来日本前，她就职于中国沿海地区的一家大公司，有房有车，收入和生活尚可。离婚后轻信了中介的花言巧语，通过跨国婚姻的方式来到日本，结果发现现实与想象之间宛若天地之隔。该女士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每天绝望、迷茫。
女士的倾吐有如决堤之水，持续了数个小时。好几次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其间还因怒不可遏而提高音调。
之后，协会每周都会接到两三次来自该女士的咨询。发生夫妻吵架或其他麻烦事时，会一天打来好几次电话咨询。中日志愿者协会在接受女士咨询的过程中，渐渐掌握了事情的梗概，并通过在电话里给这对夫妇做翻译，和女士的丈夫也有了沟通。
是时，中日志愿者协会刚成立不久，在关西还没有成员。住在关东的成员去关西出差，路过了女士的住所，通过家访与女士的丈夫也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
如此一来二去，对女士的情况又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女士四十岁出头，有在中国大公司工作的经历，离婚后带着孩子和日本人再婚。丈夫原来是公务员，四十多岁时辞职开了家料理店，为初婚。女士在中国国内从未学习过日语，来关西后也仅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学习了一年日语而已。女士个性很强、爱言语。丈夫则是内向性格、话少，当女士对他讲起蹩脚的日语时更显沉默。这样一来，女士觉得自己遭到了漠视，有时就压不住火。本来，对于女士来说，不懂的地方太多，需要丈夫的说明和帮助。可是由于语言障碍，很难如愿。而且，即便有时丈夫认真给她讲解了，可是由于日语水平问题，女士听不懂。两人之间类似的不搭调越累越多，误会也不断增加，相互都淤积了相当大的精神压力和对对方的不满。丈夫虽然平日话不多，但到了超过忍耐限度的时候会突然爆发，剧烈争执，对女士来说相当恐怖。女士因此数度离家出走。
从结论上来说，该个例属于因语言障碍及文化、习惯差异而引发的问题。夫妻间并不存在出轨或牵扯其他家庭成员关系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属于麻烦根源比较简单的个案。
二、中日志愿者协会的行动
基于这样的结论，协会向女士提供了建议，并研究出了援助方案。
首先，力劝女士学好日语。协会让女士从中国国内买了日语教科书。这是因为，日本出版的教材，都是以日文来做说明的，对于入门者来说并不适用。她找留学生帮忙，每周学两次日语。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得用汉语对日语语法做出的说明。同时，她还参加了地方自治团体组织的日语学习会，重点练习听力和口语。通过两年左右时间的学习，她的日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其次，协会提议，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夫妇之间无法沟通，要记得和中日志愿者协会取得联系。女士会联系协会。丈夫虽然不会直接联系协会，但遇到问题时会让女士打电话过来。当遇到什么麻烦问题时，协会会尽量听夫妻双方各自怎么说。一般来说，如果因男方过错发生争吵时，只要女士一说要给中日志愿者协会打电话，男方就会服软，争吵也就化解了。如果是因为误会或女方过错发生争吵，有时还是会打电话给中日志愿者协会。
例如，女士的孩子来日本学习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中国，在中国就读初中和高中。孩子签证的问题，再次入境的问题，永久居住权的问题，将来上大学的问题等等，让女士担心的问题层出不穷。关于孩子的居留资格问题，女士让丈夫多次给关西的出入境管理局打电话，末了还让丈夫专程去了趟东京，到东京出入境管理局进行咨询。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结论，女士担心孩子今后无法来日本，母子从此两地分离。
然而，向女士丈夫一问，男方才低声道出了自己的委屈。被催着给出入境管理局打了好几次电话，也去了好几次。出入境管理局的职员看到他来，一脸“怎么又是你”的表情，让他感到十分难为情。出入境管理局说，只要家长的居留资格及经济能力没有问题，孩子来日本、居留在日本就完全没问题。女士已经取得了永久居住资格，夫妻经营着店面经济能力也没问题，因此大可不必担心。可是不管怎么解释女士都不理解，实在伤透了脑筋。
协会将丈夫的话翻译成汉语讲给女士，女士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是这样。这回彻底明白了。那就放心了。”女士的日语能力本就有限，丈夫又照搬出入境管理局职员的专业术语向女士说明，女士理解不了，再加之母亲惦念在中国的孩子心切，于是多次发展成夫妻争吵。
此外，围绕着店里的垃圾该如何扔这一问题，夫妻二人一直争执不下。由于中国不像日本那样需要对垃圾进行复杂的分类，中国人一般很难适应日本的垃圾分类。该女士也不例外。更何况店里一到营业时间就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女士不想在垃圾分类上花费太多功夫。但是，不分类的结果是引来丈夫暴怒。女士不理解丈夫怒从何来。特别是客人较多忙不过来时还被要求垃圾分类，让她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二人经常为此争吵。
就这个问题，协会反复向女士说明：在日本，垃圾分类十分重要，不分类是违法行为。并将女士所在地方自治体的垃圾分类规定翻译成汉语发给她。女士一开始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但后来渐渐地适应了垃圾分类。
与此同时，协会还向女士的丈夫反复说明了中日两国垃圾政策及市民习惯差异。女士的丈夫因此也意识到之前对女士所抱有的吊儿郎当、马马虎虎的印象其实是误解。
三、结果
自从通过利用中日志愿者协会热线电话咨询之后，女士再也没有离家出走或试图自杀过，事态也没有进一步恶化。但是，最初的两三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夫妻吵架、麻烦事还是不少。也因为如此，女士会频繁打来电话（有时是丈夫要求她打的）。一天打好几次电话，以及深夜或一大早就来电话的情形也不在少数。
到了2008年年中，基于之前的长期努力，加之女士的丈夫对北京奥运会的热情，女士的精神状态有了明显改善，夫妻关系也明显好转。之后夫妻关系基本是朝着稳中有进的方向前进。渐渐的，热线电话也很少打来了。
2010年，女性给笔者寄来一封长长的来信，信中描述了她眼中的日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其中很多都是用她丈夫来举例。读了文章内容后，可以感觉到，女士很明显对自己的生活抱有美好的希望与感情。
四、感想
这个案例，虽然产生问题的原因比较简单，但处理不好会也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并且问题的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与耐心的努力。最终取得了好的结果，算是比较成功的援助案例。回过头来，笔者有如下几点感想：
第一，语言问题最关键。通关中介介绍的跨国婚姻，往往男女双方都不懂对方国家的语言，彼此存在沟通上的困难。但又不得不一起经营生活与工作。因此产生误会与误解在所难免，相互加深理解至少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政策层面来讲，公共机构进行语言教育和必要的生活技能培训必不可缺。
第二，倾听当事者各方的解释很重要。拨打中日志愿者协会热线电话的通常是使用汉语的人，也就是中国人。但是，单方面的陈述，其中既有真实情况，也难免夹杂个人偏见与误解，以及自我辩护。而且，另一个当事人（当事方）很可能也抱着同样的烦恼。可能有些问题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理解到。因此，不只是听一方之辞，尽量听听所有当事人的意见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中日协同作业可能更有效。倾诉对象不同，可能当事人的心情与发言内容也会有所不同。有时面对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容易敞开心扉。以此案例为例，女士的日本人丈夫几乎从来没有打过志愿者协会的热线电话。即使协会成员劝他打电话，他也常常有所顾虑。如果日本人和中国人一起来应对问题，或许缓和矛盾解决问题会变得更加容易。
第四，需要耐心的努力。向中日志愿者协会寻求咨询与帮助的，往往是事态已经比较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矛盾已经积累较深，当事人很可能已经无法自拔。所以可能难以在短期内用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会员需始终保持热情与使命感，花功夫一点一滴地应对，这一点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