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6日

一、问题概要

 

2006年5月14日,协会收到住在关西某大城市的一位中国女士的邮件,相隔两天后又接到了她的电话。该女生咨询的内容大体如下:

女士在国内有婚史,离婚后带着一个孩子生活。一年半前作为日本人配偶来日,基本不懂日语,与丈夫不断争吵。周围几乎没有认识的中国人,没有能听她倾诉的朋友,和日本人又语言不通。这让她倍感孤独。由于不了解日本的生活习惯而四处碰壁。几次和丈夫吵架后离家出走。也有过几次想要自杀的念头。虽然也想过离婚,可是因为把孩子也从中国带了过来,如果离婚自己和孩子都将陷入生活困境。

来日本前,她就职于中国沿海地区的一家大公司,有房有车,收入和生活尚可。离婚后轻信了中介的花言巧语,通过跨国婚姻的方式来到日本,结果发现现实与想象之间宛若天地之隔。该女士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每天绝望、迷茫。

女士的倾吐有如决堤之水,持续了数个小时。好几次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其间还因怒不可遏而提高音调。

之后,协会每周都会接到两三次来自该女士的咨询。发生夫妻吵架或其他麻烦事时,会一天打来好几次电话咨询。中日志愿者协会在接受女士咨询的过程中,渐渐掌握了事情的梗概,并通过在电话里给这对夫妇做翻译,和女士的丈夫也有了沟通。

是时,中日志愿者协会刚成立不久,在关西还没有成员。住在关东的成员去关西出差,路过了女士的住所,通过家访与女士的丈夫也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

如此一来二去,对女士的情况又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女士四十岁出头,有在中国大公司工作的经历,离婚后带着孩子和日本人再婚。丈夫原来是公务员,四十多岁时辞职开了家料理店,为初婚。女士在中国国内从未学习过日语,来关西后也仅以每周一次的频率学习了一年日语而已。女士个性很强、爱言语。丈夫则是内向性格、话少,当女士对他讲起蹩脚的日语时更显沉默。这样一来,女士觉得自己遭到了漠视,有时就压不住火。本来,对于女士来说,不懂的地方太多,需要丈夫的说明和帮助。可是由于语言障碍,很难如愿。而且,即便有时丈夫认真给她讲解了,可是由于日语水平问题,女士听不懂。两人之间类似的不搭调越累越多,误会也不断增加,相互都淤积了相当大的精神压力和对对方的不满。丈夫虽然平日话不多,但到了超过忍耐限度的时候会突然爆发,剧烈争执,对女士来说相当恐怖。女士因此数度离家出走。

从结论上来说,该个例属于因语言障碍及文化、习惯差异而引发的问题。夫妻间并不存在出轨或牵扯其他家庭成员关系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属于麻烦根源比较简单的个案。

 

二、中日志愿者协会的行动

 

基于这样的结论,协会向女士提供了建议,并研究出了援助方案。

首先,力劝女士学好日语。协会让女士从中国国内买了日语教科书。这是因为,日本出版的教材,都是以日文来做说明的,对于入门者来说并不适用。她找留学生帮忙,每周学两次日语。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获得用汉语对日语语法做出的说明。同时,她还参加了地方自治团体组织的日语学习会,重点练习听力和口语。通过两年左右时间的学习,她的日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其次,协会提议,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夫妇之间无法沟通,要记得和中日志愿者协会取得联系。女士会联系协会。丈夫虽然不会直接联系协会,但遇到问题时会让女士打电话过来。当遇到什么麻烦问题时,协会会尽量听夫妻双方各自怎么说。一般来说,如果因男方过错发生争吵时,只要女士一说要给中日志愿者协会打电话,男方就会服软,争吵也就化解了。如果是因为误会或女方过错发生争吵,有时还是会打电话给中日志愿者协会。

例如,女士的孩子来日本学习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中国,在中国就读初中和高中。孩子签证的问题,再次入境的问题,永久居住权的问题,将来上大学的问题等等,让女士担心的问题层出不穷。关于孩子的居留资格问题,女士让丈夫多次给关西的出入境管理局打电话,末了还让丈夫专程去了趟东京,到东京出入境管理局进行咨询。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结论,女士担心孩子今后无法来日本,母子从此两地分离。

然而,向女士丈夫一问,男方才低声道出了自己的委屈。被催着给出入境管理局打了好几次电话,也去了好几次。出入境管理局的职员看到他来,一脸“怎么又是你”的表情,让他感到十分难为情。出入境管理局说,只要家长的居留资格及经济能力没有问题,孩子来日本、居留在日本就完全没问题。女士已经取得了永久居住资格,夫妻经营着店面经济能力也没问题,因此大可不必担心。可是不管怎么解释女士都不理解,实在伤透了脑筋。

协会将丈夫的话翻译成汉语讲给女士,女士才长舒一口气:“原来是这样。这回彻底明白了。那就放心了。”女士的日语能力本就有限,丈夫又照搬出入境管理局职员的专业术语向女士说明,女士理解不了,再加之母亲惦念在中国的孩子心切,于是多次发展成夫妻争吵。

此外,围绕着店里的垃圾该如何扔这一问题,夫妻二人一直争执不下。由于中国不像日本那样需要对垃圾进行复杂的分类,中国人一般很难适应日本的垃圾分类。该女士也不例外。更何况店里一到营业时间就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女士不想在垃圾分类上花费太多功夫。但是,不分类的结果是引来丈夫暴怒。女士不理解丈夫怒从何来。特别是客人较多忙不过来时还被要求垃圾分类,让她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二人经常为此争吵。

就这个问题,协会反复向女士说明:在日本,垃圾分类十分重要,不分类是违法行为。并将女士所在地方自治体的垃圾分类规定翻译成汉语发给她。女士一开始觉得这件事不可思议,但后来渐渐地适应了垃圾分类。

与此同时,协会还向女士的丈夫反复说明了中日两国垃圾政策及市民习惯差异。女士的丈夫因此也意识到之前对女士所抱有的吊儿郎当、马马虎虎的印象其实是误解。

 

三、结果

 

自从通过利用中日志愿者协会热线电话咨询之后,女士再也没有离家出走或试图自杀过,事态也没有进一步恶化。但是,最初的两三年,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夫妻吵架、麻烦事还是不少。也因为如此,女士会频繁打来电话(有时是丈夫要求她打的)。一天打好几次电话,以及深夜或一大早就来电话的情形也不在少数。

到了2008年年中,基于之前的长期努力,加之女士的丈夫对北京奥运会的热情,女士的精神状态有了明显改善,夫妻关系也明显好转。之后夫妻关系基本是朝着稳中有进的方向前进。渐渐的,热线电话也很少打来了。

2010年,女性给笔者寄来一封长长的来信,信中描述了她眼中的日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其中很多都是用她丈夫来举例。读了文章内容后,可以感觉到,女士很明显对自己的生活抱有美好的希望与感情。

 

四、感想

 

这个案例,虽然产生问题的原因比较简单,但处理不好会也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并且问题的解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与耐心的努力。最终取得了好的结果,算是比较成功的援助案例。回过头来,笔者有如下几点感想:

第一,语言问题最关键。通关中介介绍的跨国婚姻,往往男女双方都不懂对方国家的语言,彼此存在沟通上的困难。但又不得不一起经营生活与工作。因此产生误会与误解在所难免,相互加深理解至少是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政策层面来讲,公共机构进行语言教育和必要的生活技能培训必不可缺。

第二,倾听当事者各方的解释很重要。拨打中日志愿者协会热线电话的通常是使用汉语的人,也就是中国人。但是,单方面的陈述,其中既有真实情况,也难免夹杂个人偏见与误解,以及自我辩护。而且,另一个当事人(当事方)很可能也抱着同样的烦恼。可能有些问题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理解到。因此,不只是听一方之辞,尽量听听所有当事人的意见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中日协同作业可能更有效。倾诉对象不同,可能当事人的心情与发言内容也会有所不同。有时面对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容易敞开心扉。以此案例为例,女士的日本人丈夫几乎从来没有打过志愿者协会的热线电话。即使协会成员劝他打电话,他也常常有所顾虑。如果日本人和中国人一起来应对问题,或许缓和矛盾解决问题会变得更加容易。

第四,需要耐心的努力。向中日志愿者协会寻求咨询与帮助的,往往是事态已经比较严重的问题。这种情况下,矛盾已经积累较深,当事人很可能已经无法自拔。所以可能难以在短期内用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会员需始终保持热情与使命感,花功夫一点一滴地应对,这一点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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