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金元宝诈骗事件始末
这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
一、神秘电话
公元2008年12月17号，星期三。 从上星期一开始天天忙于各种事情，周末都是超负荷工作，严重的睡眠不足。好不容易星期三上午没事，下午一点半还要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的一位编辑委员的采访，所以上午准备睡个懒觉。可是，九点四十三分，突然被手机的震动声吵醒了。
拿起电话一看，手机显示：“号码无法显示。” 这一般是国际电话，很可能是家里的老母亲打来的，所以马上就接了电话。
“是张先生吗？” 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不是家里来电。听口音有一点点接近湖南口音，但显然不是湖南口音，应当是湖南周边的人吧。我一边心不在焉地想着一边应答：
“是的，我是。”
“张先生吖，我叫杨福生，我是中国国际建筑承包集团公司派到日本来搞建筑的，我是李建国的表弟，李建国是张先生的朋友，在中国大使馆工作过，您的电话号码是李建国——我的表哥告诉我的。他春节回家探亲期间，听说我要来日本，便把您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我表哥说喔，您是他的朋友，叫我如果在日本遇到什么事情了的话就来找您帮忙……”
对方噼里啪啦的一下就说了很多，很热情很兴奋的样子。
“嗯……嗯……”
我嘴里回应着电话，一边感叹这人虽然口音巨重，听口气也不是很有知识教养，却一口气把事情说得很清楚，条理不错，一边脑子以最快速度过了一遍所认识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大使馆的人认识的不少，但好像没有个叫李建国的。果真跟李建国来往过的话，为何一点印象也没有？
当时还未马上从浓浓睡意中醒过来，脑子还不是很清醒，基本是下意识地想着：“李建国”这人名很熟悉，但认识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里没有这么个人。不过，既然是打电话这人的表哥——我的朋友，要他遇到困难时来找我帮忙，中日志愿者协会的目的就是帮助在日本遇到困难的中国人，即使不是朋友的表弟也一样提供帮助，于是问他：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吗？”
“我们在工地上施工喔，那地方原来是一个老华侨住的房子。我们在地下挖出了一个瓷坛子。打烂之后发现里面好多民国、清朝时期的钱，还有好多黄色的金属，有的像船一样，有的是佛像。还有一份遗书，好像就是那老华侨留下来的，我们也看不懂。我们猜这些黄色的东西可能是金子喔，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些民国、清朝时期的钱我们也不知道值不值钱或者值多少钱。我们本想把这些东西寄回去，刚才去邮局去寄，但邮局要我们把里面的东西打开看。哎呀——张先生吖，这个可是不能打开看的呀，我们就没敢打开让他们看，于是就又带回来了。我们一月份就要回国了，这个东西放在手上不好，我们也没有跟我们的领班讲，放在手上挺害怕的。而且我们在日本又没什么朋友，也不懂日语，该怎么办呀！您能不能帮帮我们？”
如果是在国内听人说这种话，我肯定不会搭理，因为肯定不会是真事。但是这是在日本，有朋友介绍，又有遗书。而且，日本没有这种文化水平很低，方言口气非常重，几乎什么也不懂的人。所以，就有点半信半疑。特别是，民国老华侨的“遗书”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我还没有看过老式的遗书呢！便有了很想看看的念头。“先宁可信其有吧。”我想。
于是说：“那怎么办啊——，你们现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见个面吧，先把遗书给我看看。”我想，看看遗书可能能找到某种线索。
“张先生啊，我们天天都要去工地工作的呀，今天下雨才不要去工作的——” 这又吓我一跳。我以为最早也是这个周末，原来他们只有今天有时间！没办法，我说： “那你们就今天过来吧。”
想起早就跟《日本经济新闻》的记者约好今天下午一点半见面的事，又补充一句，“你们要么现在过来，要么下午四五点钟过来。” 杨福生很急切： “那我现在就过去吧。”
看看手表，快十点了。杨说大概十一点能过来早稻田这边。
“那你们到早稻田车站，出了站口再给我打电话。”
二、凄然泪下
赶紧起床洗澡，收拾一番，十点五十分，再看手机——六个未接电话，其中两个无号码显示。回拨来电显示号码，正是杨福生，说是已到了好一阵子。我心里感到奇怪：竟然这么快就到了！ 反正迟早不都是见面？迟疑两秒钟后赶紧撑了雨伞步行去车站接他。突如其来的事，心里感到有些蹊跷，为防万一，把录音笔打开拿上，放在西服口袋里，才出门。这是一位国内主要报纸整版报道过的日本律师教的，数年前需要与日本右翼面对面较量，日本律师教我买支录音笔，录下音作为证据保存。这一招后来起过很大的作用。
走到车站用不到十分钟，我们约好了在出站口傍边的书店前面见面。我步行到书店前面的道路，等红灯时发现身后大楼门口站着一中国民工打扮的男人，瘦高个，左顾右盼着，给人贼眉贼眼的感觉。我看到他时，他也正拿眼看我，我心里不禁咯噔一下：会不会就是他？再看对面约定的见面地点处，也有个中国民工样子的男子，走过去问： “你是那个杨——” “啊——我是，我是，您是张先生吧？”
他没伞，我便主动帮他遮雨。见面后又是一番介绍，跟之前电话里的差不多：“我叫杨福生，我的表哥是李建国，你的电话号码是他告诉我的……” 听杨福生说话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听他背书，我打断他： “不好意思我先打断一下，这个李建国到底是谁？我真的没什么印象，不好意思啊，在日本的李建国我都认识三个，你说的究竟是哪一个呢？”认识三个叫李建国的人算个小谎，为了好谈理由。 “在大使馆工作，去年回家探亲……” 杨福生敷衍两句，马上就很兴奋地转移了话题： “我们挖到一批财宝，是一个老华侨留下来的，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没有搞清李建国到底是谁，但看他兴奋的样子，也不好意思再追问下去。而且，对他们的奇遇更感兴趣。但是，在马路边上长谈不是办法，就说： “我们找个地方坐着慢慢说吧。” “我还有两个朋友也一起来了。”杨福生说着，他的两个朋友立即汇合了，其中一个正是我过马路前回头那刹那间看到的那个黑高个，另一人二十多岁，瘦瘦的，个子不高。三人都是男性，黑褐色的皮肤，典型的农民工样子。
三人一起跟着去我的研究室，一路上听他们说些在日本遇到的新鲜事，工作的事。
他们的事情大抵如此：在工地上施工的时候，挖到房子地基下一块大石板。把石板撬开，出现一个瓷坛子。坛子里面有好多元宝模样的东西，金黄色的，可能是黄金。杨福生当时害怕被别人看见，又把那石板盖起来，到夜里叫上一起来的另外两个人，偷偷跑到工地上，撬开石板，打烂坛子，将里面的金元宝等带回去了。那些元宝的上面还搁着封遗书，竖着写的，看不懂……
到了研究室，三人非常主动，尤其数杨福生，安排他的另外俩伙伴坐这里坐那里，我平时常坐的位置被他们占领了，被挤在最里面坐着。然后待杨福生一坐下，三人形成一条弧线把我包围在里面，高大壮实的黑高个坐在门口前面，我被堵在离窗户最近的地方，也就是离门最远的地方。
他们进研究室后立刻反客为主，把我困在屋子里，我一瞬间就像被犯罪分子黑社会置于绝境，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和安全一样。看到这个阵势，心里闪出一丝丝的不妙意识。不过，这些都只是一闪念。眼前三个人完全是土里土气的土农民，这是在日本，在天下闻名的早稻田大学的研究室，他们完全不熟悉环境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坐定之后，杨福生便掏出一打子民国、清朝时期的钱币给我，边解释：
“这是一万块的，这是两千块的……”
我解释说：
“这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钱，没有什么价值。民国末期严重通货膨胀，一万块钱就相当于一块钱……”
杨福生笑笑，又拿出一些有袁世凯头像的所谓“袁大头”，还有光绪年间的硬币。
我在古董方面是外行，面对这么一大堆“近代”古董，当然搞不懂是真是假，不过这对我来说也不是问题。
古币看过后，他们拿出一张褐色的纸，说是老华侨的遗书。
我想看的就是这个。
这可是遗嘱、遗物！我当时心情一下就沉重起来，赶紧站起来，神情特别严肃，双手郑重地接过遗书，慢慢地，轻轻地，放在桌子上。
在那个兵荒马乱，风雨飘摇的乱世，老人该经历了多少的生生死死。
我们这些同为天涯沦落人的后辈，最能理解，最有共鸣。这是他奔波一辈子后唯一留下的东西啊！所谓兔死狐悲，我的心一阵阵发紧。
把遗书放到桌子上后，我先立正，对着遗书双手合掌，恭恭敬敬地向老前辈默默鞠躬，默默祈祷。闭上眼睛时，感觉脑海进入了一个既神圣又神秘的世界，思绪似乎飞到了九天之上，又像是飞到了九地之下。
后面三人之中有一个忍不住发出嘲讽的声音，我回头，看到发出声音的已经扭过头去，只能看到背影，另一个则忍得很辛苦地笑着。我反感他们的淡漠与肤浅，但想我们的内心他们这些临时来日本马上就要回国的农民工无法理解，所以也没有太在意。
打开遗书，一读遗书的内容，我差点凄然泪下。
遗书是竖着写的，由右到左，繁体字，没有标点符号。全部内容如下：
遗书
吾家世代为商家业殷实吾膝下三子大儿充军官至副师战乱阵亡二儿经商日本小儿伴吾膝下因战乱家国将破吾于民国38年携小儿远涉重洋寻亲至日本然小儿难舍故土若大家业返乡至今杳无音信吾今风烛残年恐在世之日无多盼亲团圆之心日切离家携带之金元宝金福佛等金银器软吾今藏之于居住墙之底愿上天保佑吾有生之年得以与吾儿团聚宝物依成二儿小儿五五分不得争执若有缘者得之代为善事策路修桥济穷以泽万代谨立此为嘱
立嘱人王大明
民国46年仲冬月之朔吉日立
（注：三个骗子拿来的假遗书、假金元宝、假金佛像等等，他们当时就都拿走了，没有留下任何罪证。本文附上的假遗书、假金元宝、假金佛像等，是其它受害者提供的或在网上查到的，遗书的签名与本文骗子带来的遗书不一样。）
“王大明”的署名上面还有一个印章，但是印章的字好像笔画数比“王大明”几个字要多，不太像王大明的印。不过，印章模糊，字迹很难辨认。我想这可能是五十一年前盖的印变得模糊了才这样吧。最主要的是，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遗书，而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遗书，这种冲击和震撼非常强烈。所以，尽管有点疑惑，也没有多想。繁体字写的遗书，但有个别简体字，我猜那时的人可能也会写一些简体字，简体字很多本来就是这么来的。“从军”写成“充军”证明老华侨文化水平有限，正好反证遗书的真实性。
三、亿万财宝
我将遗书仔细地默念一通，因为他们说看不懂，我就再仔细读给三位民工听。我一字一字地念，并解释：遗书写的意思是，他们家是经商世家，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当兵到副师长阵亡，就是被打死了。二儿子在日本经商，小儿子在身边。1949年共产党要取得天下了，于是变卖了家产，带着金银财宝跑到日本来找二儿子，但没有找到。小儿子放不下雄厚家业，又回国了，至今没有音讯。那个年代，大地主从国内逃跑到日本，又从日本偷偷溜回国内，地主加汉奸，还有“特嫌”，十有八九会被枪毙，所以也就没有音信了。老华侨觉得自己日子不多了，就埋下财宝，留下遗书，如果他的后代人得不到这笔财产的话，其他有缘人得到这笔钱后应该拿去修路、修桥、济穷，以泽万代。
说着说着，我心里面升起一种神圣感：
“你们挖到这笔财产，你们就是有缘人，要遵照老华侨的遗书行事。现在我也算有缘人了吧，所以有责任参与完成老人家的遗愿！”
我扫了他们三人一眼，加重语气强调：
“咱们应该马上寻找王大明老人的后代！”
三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的样子，显得吃惊和意外，都没有立即说话。
我也没有接着说下去。因为不知道怎么说了。
到哪里去找呢？王大明老人的二儿子应该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来日本的，可是，是在日本投降前还是后呢？他大儿子当兵一直官至副师长，应该从军年数很长，和日本打过仗，那么，他二儿子在日本投降前来日本的可能性不大。日本投降后过来的话，那时的日本非常乱，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所以老人1949年来日本找儿子，到1957年立遗嘱时都没有找到。很可能他的二儿子没能活过日本的混乱期。即便是还活着，也不知叫什么名字，而且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怎么找啊？
我为难了。
“怎么找啊？”他们中的一个打破了沉默。
这正是我的难题。
“如果找不到，那就应该按照老华侨的遗嘱，修路、修桥、济穷。”我说。
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如何回答。
“还不知道是真是假呢。”一个说。
我看了遗书，已经相信他们挖到的东西是真的。那遗书黑褐色，古香古色的，繁体字，由右向左竖着写的，内容更是彰显出真实的色彩。眼前这三个人，也是黑褐色的，也有点“古色古香”的味道，典型的农民工样子，无论如何也伪造不出这样的遗书，特别是写不出这样的内容。既然他们伪造不出来，那就肯定是真东西了。
不过，我也明白他们的心思。辛辛苦苦一天也赚不到多少钱，偶尔挖到一笔财宝，想私下分了，所以不想寻找老华侨的家人，更不想拿去做公益。
他们对拿这笔财产去济穷救世不感兴趣，倒是着重强调这批宝贝的真假以及具体价值。杨福生说他们带来了财宝的一部分，说着，拿出从地下挖出来的传说中的金元宝和金佛像。四十个金元宝、五尊金佛像。
“还有很多呢，有几百个，宝贝底部还刻着字，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这有没有什么价值？”三人一边手忙脚乱地拿给我看，一边七嘴八舌的滔滔不绝：
“张先生，这个事情千万不能让人家知道啊，这么多的宝贝就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这种东西有几百多个，佛像有六十多个，几十公斤重喔！我们主要是现在不知道这东西是真是假，有多大价值……”
“我们一直都搞不清楚这到底有多大价值……”
“我们的意思是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大价值，您能不能帮我们把这东西拿到什么可靠的地方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有什么价值？”
我是第一次看到金元宝和金佛像，确实是金黄色，底部刻有字，很像个样子。不过，金元宝和金佛像做工都相当粗糙，不像曾经看到过的金子制品那样精致。但关键是我看了遗书，在看实物前就已经相信这是真的。他们关心值多少钱，我也有这个好奇心，就打开电脑，想查查市场价格。
杨福生非常敏感，问我打开电脑干什么？我说上网查查黄金的价格。我在网站上寻找时，他们也不断问我在看什么？是不是报警？他们不懂日语，我只好一边解释，一边查。
24k的黄金，当天的价格是1克黄金2366日元。一个金元宝100多克，大概值30-40万日元，他们背了40个金元宝加5尊佛像，体积很小，粗略估算却值2、3千万日元！
这么点黄金就值2、3千万日元，我大开眼界了。怪不得世人都说黄金宝贵，黄金值钱！
他们说有几十公斤，就算是50公斤，总价值也超过1亿日元了！
太意外了。
简直是天外飞来亿万财宝啊！
（其他受害者提供的假金元宝、假金佛像照片，笔者见到的完全一样）
四、交给警察吧
“你们成亿万富翁了！”我很兴奋地告诉他们这些黄金的价值。
“太好了！”三人都非常高兴。
“咱们去派出所，把这些交给警察吧。”我说。
在日本，捡到东西必须交给警察。不交警察，是违法行为，一律按盗窃罪处理。捡到价值一两亿日元的东西不交出来，罪很重，肯定要坐牢。
很多中国人在日本都有掉东西的经验，掉了的东西基本都能找回来，于是大家特别感动，觉得日本人人人是雷锋。日本人素质比较高是一方面，我们必须学习。另一方面，捡到东西交警察是法律规定的义务，而且法律还规定捡到东西不交是犯罪。所以，捡到东西交警察不仅仅是道德高尚的表现，首先是遵守基本的法律，免得吃官司。
而且，交给警察的话，警察有义务寻找失主。
三人大吃一惊，反应非常敏感，坚决反对交警察。我刚刚说完他们成亿万富翁，马上又说交给警察，他们也是很不理解。
“张先生喔，你看，我们都是打工的，赚点钱不容易，辛辛苦苦一年也赚不到多少钱。现在好不容易挖到一笔财宝，我们就想能不能换点钱，回家盖个房子，以后就不要再出来辛苦了。张先生喔，您能不能可怜可怜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交给警察？您能帮我们就帮我们，不能帮我们我们也不勉强，马上就走。我们只是因为不懂日语，不了解日本的情况，不知道在日本该怎么来处理……”
三个人劈头盖脑的一顿苦水吐过来。
我知道他们想私吞这笔财宝，哪怕是采取犯罪手段也在所不惜。
而且，他们不仅是贪婪，还是无知，不知道我的提议的真正意图。
我只好解释：
“在日本，捡到东西必须交警察，否则就是盗窃罪……”
“不行不行不行！！！”
三人又是像触了电一样，不容我继续说下去，又一次高调打断我的话。
我只好提高声音严厉地说：
“听我说完！”
他们总算沉默了。于是，我尽量简明易懂地做了个说明：
你们要找我帮忙的话，就一定要依法办事！而且，按照日本的法律，交给警察，并不是说你们就什么也得不到。警察收到失物后，会寻找失主。但是，警察也就是出一个公告，在警察署外面的公告栏里贴一个公告，具体去寻找王大明的后人的可能性不大。就算找，找到的可能性也不大。
当年王大明自己亲自来日本找儿子就没有找到，说不定他的二儿子那个时候就不在人世了。王大明去世后又过了半个多世纪了，更难找到了。就算警察找到了失主，你们也可以依法要求至少10%的报酬。10%也有一千多万日元，你们每个人也可得到几百万日元。而且，法律规定的是“至少10%”，就是说你们可以要求更多的报酬。对方突然得到这么大一笔钱财，意料之外的收获，多给你们一点的可能性也很大。就是说，你们每人得到一千万日元报酬也是可能的。
如果半年内失主不出现，那么，你们就能合法拥有这笔财宝了。我估计找到王大明的后人的可能性很小很小，你们只要耐心等半年，就能合法拥有这笔财富。
现在私下分的话，是违法行为，一旦被发现，你们不仅得不到这笔钱，而且都要坐牢。这是盗窃罪，一个人盗窃几千万日元，要判实刑，要坐牢的！等半年的话，就是合法拥有，何乐而不为呢？
我说完，三人陷入了沉默。
我以为三人被我说服了，心里很高兴。但是，看他们的脸色，三人都是很尴尬的样子，并没有高兴的神态。
果然，三人还是坚决反对找警察，而且说他们这个月底就要回国了。
轮到我纳闷了。这么好的事，只要履行一下法律方面的手续，每个人就能合理合法地得到几千万日元，他们怎么绝对反对呢？
看着三人态度坚决的样子，我突然恍然大悟了！咱们这些平时关起门来读书的人就是不了解世上的“人情世故”，所以是书呆子：他们应该是“黑户口”，就是打黑工的，没有合法的身份，所以不敢找警察！
于是，我拿出我的在留卡给他们看，然后说要看他们的在留卡。这下他们为难了，支支吾吾的，说只有护照，但是没有带出来。
在日本的外国人都有在留卡，而且必须随身携带，不携带在留卡本身就是违法的，警察可以依法拘留。
我肯定了自己的推测：他们是非法滞留在日本的“黑户口”，所以不敢报警，不敢去警察那里。也难怪他们老是提到警察，我上网他们都反复追问我是不是在联系警察。
这倒是个难题。我心里想。无法拿到警察那里去了。
想提议可以由我拿去交给警察，但那样一来，东西在法律上就属于我的了，他们肯定不愿意。
我不知该怎么说了。
还是杨福生先开口：“张先生喔，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真的假的，您看这边有没有打金的或卖金的地方，我们主要是跟他们语言沟通不了，您帮我们去看好了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然后再来想办法处理。我们也不能带回国去，只能在这边处理好……”
我很佩服杨福生的稳重与智慧。确实，这些东西是不是黄金还不知道呢。虽然有遗书，我已经相信是真的，检验一下，确认其真假是必须的。这是我作为科学研究者必定会做的：无论主观上多么相信，都不能成为依据。必须有科学上的证据，才能作为依据。
他们不懂语言无法沟通，要鉴别真假的话这事就只有我来做了。检验真假应该不违法。于是我说：
“好吧。如果你们信得过我的话，可以留一两个金元宝或者金佛像，我去找地方让人看一看——”
“那不行！不行！这东西那么值钱！”
我还没有说完，他们中的一个就打断我的话，斩钉截铁一般拒绝了我的提议。
我一下非常不好意思，感到自己的提议没有考虑对象。对方毕竟是打工者，在他们看来，两个金元宝要值近百万日元，当然是很值钱了，不能留给我去做鉴定。
可是，不能留下金元宝的话，我怎么去做鉴定呢？
我迷惑着，又是杨福生有主意了。
“哎，张先生我是这个意思，”他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您看，您带着这么个东西去让人家看，人家一看这么古老的东西，肯定会追问你。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把这个东西从中间地方锯一块下来您带过去让人鉴定，您看行不行？”
“金子能锯下来吗？”我吃了一惊。
“能！”杨福生肯定地说，其他两个人也点头同意。
“那你能把他锯下来吗？”
“能，带了——带了钢锯来的！”高个子说，明显有些口吃，一边说一边迅速掏出了一把锯子。
这又吓了我一跳。竟然带着锯子来了！太神奇了吧！没见过带着钢锯到处跑的呀！不过，他们是搞建筑的，有个小锯子也不奇怪。这么一想，我内心由吃惊变为钦佩，就这么在心里说服了自己。
“那你锯锯看吧。”我将信将疑，因为还是觉得金子不好锯。
“您看锯哪个？”杨福生让我挑一个金元宝。
别看人家是个土里土气的农民工，想事真周到。我心里进一步佩服这些乡下人了。
于是，我在几十个金元宝里面随意挑了一个，递给杨福生，杨福生把它交给了高个子。
高个子拿过我递给他的金元宝，寻找地方。研究室是学习的地方，不好“施工”，他找了几个地方都不合适。
我想帮他找合适的地方，但杨福生和小个子两个人围坐到我跟前，非常兴奋地聊他们是如何发现宝贝，掀开那层盖着装宝贝罐子的石板后的种种精彩，晚上偷偷把宝贝运回宿舍的提心吊胆等等等等。
我听得非常兴奋，一边听到锯金子的锯音响起来。不到两分钟时间，金元宝果真被锯下来一块。
然后，黑个子使力敲呀捏呀，金块竟然被捏弯了。
因为有点距离，黑个子基本是背对着我，我想过去看看，或哪怕是看上一眼，都被另外的两个人打断。他们不断兴奋地谈他们神奇的经历，提一些重要问题，我只好有礼貌地听他们谈他们的奇遇，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黑个子具体怎么把金子锯下来的没怎么看清楚，只知道他弄下一块金子不容易。
不一会，黑个子把锯下来的一片金子递给我，并把剩下的金元宝给我看。果然，那金元宝中间缺了一块。
杨福生问我准备找什么人来鉴定这块宝贝，我说找早稻田大学的专家，理工学部有我的朋友，有很多仪器，我问问看。
其实这是个借口，我没有这样的朋友。之所以这么说，一是尽管看了遗书后我完全相信了他们的奇遇，但毕竟事发突然；二是他们的不少举动很不自然，我虽然搞不懂他们不自然的举动意味着什么，但不免心生疑惑。他们进研究室后摆的那个阵，传出的那一股杀气，对我发生着潜在的作用，让我有所提防；三是法律方面的问题我还要考虑考虑，我自己不能违法。
他们听我说找朋友帮忙，非常敏感：
“您朋友啊，您朋友是做什么的呀？”
“你可不要跟你的朋友讲这个事情啊！”
“你拿着这块金子过去就说是您从家里带过来的，好吧？”
……他们生怕泄露了秘密。
三人特别着急，恨不得当天便出结果。不巧下午的时间我已有了预约，而且实在是事发突然，我想不能着急，就告诉他们要等到明天才能去验。
看在朋友份上，我说我请他们吃饭。但是他们非常快，非常果断地拒绝了。从口气和神态能明白他们不是客气，是真心拒绝。我想，他们应该是找人帮忙还要人家请客不好意思，自己请客又不想花钱吧，他们赚点钱不容易。所以我也就没有勉强了。
五、贪婪的金店老板
送走他们后我立即吃了午饭，一点半，记者来访，三点半结束，我就拿着他们锯下来的金块，冒着雨赶往新宿。 在电脑上查黄金的价格时，发现有很多贵金属店，收购黄金。收购黄金的地方应该有验黄金真假的手段，我想去试试看。
第一家，新宿东口，没开门。第二家，南口边上，一幢小楼的二楼，小小的店子里暗暗的，没有人。我喊了一声“すみません”，一个中年男子从里屋出来。
我说明来意，问验一下要不要钱，男子说不要钱，接过我手里的金子，往一个小器具的装着液体的杯子式的容器里一放，小器具的另一边就显示出字样来了。
好家伙，果真是真金！24k真金一点假都没有，而且是最纯的金子。
男子说：“这一块5.9克，值一万多块钱。”
“这一块我不是来卖的，就是化验一下，另外还有不少，能不能用现金购买？”
“有多少？” “有几十公斤。”
男子大吃一惊：“怎么那么多啊！我现在手里只有100多万块日元，买不了那么多。如果把我们在东京所有的店手里的流动资金都调动起来的话，大概三、五公斤左右能买下来。”
我解释说，是有人在施工时偶尔挖到的。男子非常兴奋起来，说他们平时收的都是些碎金，在东京的几家分店一个月总共收购的黄金重量加起来也只有十来公斤，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多的黄金。
男子对我的态度大变，十分殷勤起来，又是倒水又是看座的。网上说金子的数量多的话，贵金属店要问金子的由来，说不上的会被拒绝收购，我本来担心这个问题，但男子完全不在乎，只是拼命想揽住这笔生意的样子。
男子有些难为情地说，能不能先拿一部分来，他想办法的话，先买下十公斤没问题。黄金的收购价一般是市场零售价的70%，我们量多，可以优惠到80%。
这也是个办法。我请他等一等，出门给杨福生打电话。
我很开心进展顺利。这种买卖我不能参与，怕违法。我告诉他们地方，这个地方很好找，我先帮他们说好，让他们到这里来换就是。
谁知，杨福生断然拒绝了。杨福生说他们害怕，不见任何日本人，就相信我，他们不敢来新宿，等等等等。不管我怎么作说明，也没有作用。
他们是黑户口，所以特别敏感，不敢见日本人，不敢来大地方，大地方警察多，危险。这些我也理解。
没办法，我只好告诉店老板电话没有打通，再联系，留下个余地，离开了这家金店。
怎么办呢？他们拿着几十公斤黄金，金子是上好的金子，问题是怎么处理。
我想起一个人来……(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