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紧急求助
2018年1月29日，星期日。
下午在二重桥前草地里练完功，回家准备收拾行李，深夜两点的飞机回国。
回到家，刚要洗澡，手机响起来了。
一个在日语学校学习的女留学生打来的。
这个学生几天前来过电话，说住的房子排水管有响声，晚上无法入睡。房东、管理公司不解决，多问了几次，房东竟然要她搬走。她要房东退回礼金、赔偿，房东大怒，令其立即搬家。房东是中国人，其儿子更不是正经人，曾威胁她说：我是未成年，就算做了什么，警察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女留学生说：房东的儿子刚才来电话，要她一小时内收拾好行李，立即离开，不然就把她的东西都扔出去。
“我和朋友一小时内到。”房东儿子发微信说。
“他要我把朋友都找来，看来他们会来很多人。我来日本只有几个月，男性朋友没有一个，只有一两个女朋友。”
“你……能……过来吗？”女留学生迟迟疑疑地问。
二、赶到现场
我要去坐飞机，行李还没收拾，对方还可能是一群人……
离去机场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赶紧收拾行李，匆匆出发了。
为防万一“失联”，给协会负责人发了奔赴的地点和目的，吩咐如果我有一小时失联就立即报警。
女留学生频繁来微信：他们在路上了；他们到车站了；他们是两个男人；他们快到了……
7点2分，女留学生微信：“他们到门口了。”
这时我坐的电车也快到站了。我让女留学生千万不要开门，感到有危险就打110。她说：可是我不会说。
她的日语还没有到能打110报警说清情况的水平。
我急急忙忙下了车，看着导航往目的地赶。
“他们用力敲门！”
“他们在门外面大声喊叫！”
“他们在用脚踢什么。”
7点10分左右，终于赶到位置公寓的楼下。虽然只比两个男子晚到8分钟，但这个8分钟对于这个女留学生来说无比漫长。
三、对手
女留学生住在二楼，我也听到男性说汉语的声音。一楼进门处安了密码锁，我进不去，就给女留学生打电话，说我到了。这时，两个年轻男子从里面走了出来。
两人都是未成年但接近成年的样子。一人牛高马大，个头比我还高将近一个头，很有威胁感。另一个个头和我差不多，穿一条红色的裤子，举止和气氛像个混混。
我估计就是这俩个人，一边打电话一边伸手把他们拦住。两人像是略微吃了一惊，站住了。
他们好像马上明白了我的意图，就说：等警察来。
我心想：不是要吵架、打架，是等警察来，那就好办了。又想：好奇怪，他们叫警察来干什么？
原来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利让女留学生立即扫地出门，警察会帮他们，所以打110报警了！
等警察来，那么应该也就不会打架了。所以，我有点放心了。
这时候，女留学生也下楼来了。我和她还没有说上话，那个牛高马大的男子却吃惊地说：“是你呀！”接着朝我说：“我们是同学！是同桌！”
女留学生指着穿红裤子的说：他就是房东的儿子。大个说，自己是被请来帮忙的。
四、发抖的女子
不一会，一个三十来岁的男警察骑着自行车到来，先问有没有谁受伤。确认没有受伤者后，问是谁报的警，先向打110报警的一方了解情况，让我和女留学生和他们保持距离，就是不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我问警察为什么一个人来的？一般不是两个人吗？警察稍微顿了一下，说因为这是民事纠纷。
警察有“民事不介入”的原则，这个警察说这是件民事纠纷，明显是打算问问情况，然后说警察不介入民事，你们自己解决去，就收工走人。
我本来就打算根据情况叫警察来介入，通过警察权力来保护女留学生的，一直在考虑叫警察来的理由，这个时候当然不想让警察轻易走掉。
于是，我向警察说：这很可能是个刑事案件，她受到了威胁、恐吓，他们来的目的是要把她赶出公寓，要把她的行李扔出房间，她的人身安全、人权受到了明显的危害，她需要警察的保护，你最好再叫一个警察来。
警察听了，有那么一点点不大愿意地拿起随身携带的话筒，呼叫再来一个警察，然后让我和女留学生站到一旁去，他和打110的两人走到另一头去了。
我们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但看得见警察让两人拿出证件记录了半天。这是警察按规定的程序办事，先搞清楚、登记当事人的身份，并向中心确认。
女留学生和我站在道路的另一头等候，向我介绍情况。她一直在发抖，我以为她冷。周围没有融化的雪还很多，外面非常冷。女留学生连连说不冷，却一直抖个不停，直到警察过来问我们，还在抖。可能过了一个小时，女留学生说：现在我不怕了。才停止发抖。
她是害怕、紧张得发抖。
五、第一个警察
过了十多分钟，警察走到我们这边来，同样的首先查看、登记、确认我们的身份。我递给警察名片，这位年轻警察赶紧说：我也给你名片，警察证也给你看。说完找了找，给我出示了警察证，但没找着名片，就说：那我写。撕下一块小纸条，写上姓名、所属警察署和科室、联系电话。
这是警察必须履行的程序。不过，在我的经验中，这么自觉的警察还是第一次。大部分警察欺负外国人不懂日本的法律，不出示警察证的多，爽快留下姓名地址电话的更少。不少次，我问警察的所属和联系电话，警察拒绝提供，我严厉地说：这是你的义务，你必须提供！对方才很不情愿地照做。
言归正传。年轻警察还在登记、确认我们的身份时，一位结结实实的中年警察骑着自行车赶来了。
这警察一来就嚷嚷：是民事啊！警察不介入民事！
六、第二个警察
年轻警察说：那边是打110的。中年警察就先去问他们两人去了。
年轻警察刚刚登记、确认好我们的身份，中年警察就问完那边走过来了。时间很短，看样子他想草草收场。
我知道警察不愿意搭理这点破事，就一定要定性为民事。而且，迄今为止确实还只是一个民事纠纷。但我想利用警察来震慑对方、保护女留学生，所以需要把问题往刑事上引。
于是我说：但是也有刑事问题，她受到了威胁恐吓，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对方还强制她一小时内离开住的地方。
中年警察很不耐烦地说：他们还没有那样做吧！这就是民事问题！警察不介入民事，你懂吗？
警察常常面对复杂、凶恶的犯罪，在他们看来，眼前的这点事不是什么事。而且，从这个警察的态度来看，他对外国人有歧视。
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他回答了姓什么。年轻警察重复了一次中年警察的姓。中年警察应该是年轻警察的先辈，看得出年轻警察对先辈的“気配り”。
再问：那个科室（部署）的？
中年警察有点意外和不耐烦，年轻警察赶紧说：我们是一个科室的，我也写上吧。就在小纸条上开始写。
我接着解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不完全是民事问题，也有刑事犯罪的部分。但是我刚开口，中年警察就粗暴地打断，说这是民事。
中年警察好几次打断我的话，于是我很不客气地说：“人の話を聞きなさい！”
七、生气的警察和道歉的警察
这句话该怎么翻译成汉语？“听人家说话！”老师教训学生、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大概就是这个口气和说法。
中年警察当然不干了，脸涨得通红，眼睛瞪得老大，大有要爆发之势。可是，警察有一个大弱点：公务员哪敢乱来！粗话不能说，粗暴行为更是不能有。
中年警察张大嘴却不敢太大声地，谴责我的态度，我则大声批判他做法不对，工作方法有问题。他不服，说：他们说了没有威胁她，没有让她一小时之内搬家！
这是经常遇到的现象，自以为优秀的日本警察，经常只听一面之词就下结论。办事不认真。
我说：我们有证据，有微信记录。
“他们说了没有！”
“你只听单方面的说法就相信了吗？你问过她吗？”
我一边说一边让女留学生把微信证据找了出来。
“看不懂！”中年警察说。这个时候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有问题了，声音小了很多。
我正准备给他翻译，中年警察拿着女留学生的手机去找对方翻译去了。
这个想草草收场的警察犯了几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只听了单方面的陈述、没有重视证据、不听当事人的意见等等，也没有注意应该保护弱者。
我对年轻警察说：你把他的姓名全称都写下来。这是个很不合格的警察，工作方法也很粗暴，我要向你们署的领导和有关方面反映。
年轻警察连连说：你说得对！应该听取双方的意见。我向你道歉！
我赶紧说：“你没做错，你不用道歉，你很优秀，做得很到位。这边是一个弱女子，面对两个年轻男子的威胁，我们当然希望警察能以某种方式来保护她。”
年轻警察再次说：“他是不应该那样，我会向他说的，让他向你道歉，我也向你道歉。”
八、警察干活了
年轻警察道歉了三次，然后找机会和中年警察个别嘀咕了一小会，把我的名片也给中年警察看了。
中年警察的态度明显变了，承认对方有威胁恐吓的嫌疑，并说对不起，要我不要在意他刚才的样子。我当然表示接受。
中年警察也道歉了三次。我则表示今天晚上的事就到此为止，不会去反映。我们的目的是维护女留学生的安全。
中年警察这时候特别卖力了。按我们的意图向对方施压。警察也是打工者，也是公务员，最不愿意的是自己的过失被单位领导知道。
这正是我的目的。抓住警察的过失，使办事警察个人的利益面临问题，这样，办事警察为了挽回颜面，弥补过失，避免出现对他们不利的事态（找他们的领导抗议、媒体曝光、律师介入、政治家过问、民间团体采取行动等）发生，会不动声色地“讨好”我方，帮我方向对方施压。
中年警察向对方施压时，年轻警察和我们一起到女留学生房间的外面详细查看，问女留学生那两个男子有没有进她的房间，解释说看有没有可能按刑事问题来处理，能不能找到证据。
事件确实还没有发展到刑事问题的程度。不过，两个警察让对方承诺不再逼女留学生搬家，房东的儿子不再直接与女留学生接触，包括发微信，一切通过不动产公司、老师、同学等第三者。两个警察还当着对方的面再三跟女留学生说：“有问题随时找我们，警察会保护你！”
九、年轻警察
女留学生接受了这个方案。到此为止，双方就算是和解了。警察的调解结束，对方走了。
年轻警察又对女留学生说：警察是不能干预民事问题，但如果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随时可以打110报警，随时可以找我，“警察的这身制服有威慑力”。
突如其来的紧急事态就这样以相当理想的结果解决了。
疾风暴雨过去，女留学生突然说：“我想吃饭了。”
我们到二楼拿了行李，准备去吃晚饭。下楼见到年轻警察收拾好东西正准备走，年轻警察问明我们的目的后，就说：“我送你们到车站！”
我们一边走一边聊。年轻警察说，他父亲经营一家企业，公司里有很多中国人员工，经常听父亲谈起中国人，有时还请中国人员工来家里包饺子，所以对中国人有一点了解。日本媒体对中国人负面报道多，但自己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中国员工很认真，很聪明。中国人说话声音大是中国人的习惯，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谈到警察应该保护在日外国人。中国的警察不能到日本来保护中国人，那会侵犯日本的主权，所以，这个事必须由日本的警察来做。如果日本的警察不保护中国人，中国人遇到麻烦可能就会去找黑社会，甚至成为黑社会成员，结果对日本的社会治安也不利。年轻警察表示同意。
年轻警察反复谈到的一点，是中国人的孝心。他说，中国人重视家庭，孝敬父母、老人，父母对子女、家庭有牺牲精神。在日本，孝道被忘却了，亲情越来越淡漠，很可惜，好的传统不应该丢掉……
我问年轻警察今后一定是继承父业当老板，他说：父亲和周围的人早就在催自己，但自己还是喜欢当警察，帮助弱者，匡扶正义。
十、警察与“警察”
我坐上电车，首先给协会负责人发了“解除警戒”的信息，然后，换车、换车、匆匆忙忙往机场赶。跑到浜松町站，跳上最后一班モノレール（磁悬浮）时，离发车只有三分钟了。
回国前的插曲结束了。问题本身并不是大问题，虽然开始时扑朔迷离，多少有些惊心动魄。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这两个警察。
警察一般穿着制服，执行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力、权威的象征。所以，人们看警察时，下意识中看到的是“警察”，都是一样的。即一种象征，而不是个人：警察张三、警察李四、警察田边桃之助……
警察当然是一种象征，但是，与此同时，一个一个的警察又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人。
只要是个人，就会有个人性。因为环境、教育、价值观、性格等等的不同，每一个警察其实又是很不一样的。
“警察”又是一种职业，是公务员的一种，像农民、工人、教师、驾驶员、护士、列车员、市政府干部一样。每个警察都是在从事“警察”这种职业。
就像今天这两个警察，都穿着警察制服，都是抽象的“警察”，但同时又是两个个人，个性、价值观、工作作风、甚至智商，都很不一样。两人之间还有上下前后、工作协调等关系性的存在。
年轻的警察很优秀，中年警察开始比较傲慢，但知错后也能迅速改正。两个人形成明显对比。年轻警察的优秀首先是因为他有明确的价值观，他当警察是为了“帮助弱者，匡扶正义”。而一般的警察可能仅仅是或主要是把警察作为一种职业，没有足够的使命感。
两个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很不一样。年轻警察始终态度比较好，他与一般中国人有接触，多少有些了解中国人，应该是个重要因素。
警察因为其职业原因，打交道的中国人不少是有问题的、违反法律的中国人，与一般的中国人、遵纪守法的中国人打交道反倒很少甚至几乎没有。因此，警察容易对中国人产生偏见。
所以，在日华人多向日本社会展示自己的正面形象，多与警察交流，也是至关重要的。
